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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式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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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就是世界话语权”,但贸易体量和规模绝不等于话语权。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5.83万亿人民币(折合4.16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7.6%。自2009年起,中国晋身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而此次中国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关口,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然而,真实的状况是怎样的?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国际贸易模式,现有的以进出口产品总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已无法准确反映全球贸易增长和失衡格局,因为如今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并非体现在规模和速度上,而是更集中反映在一国所创造的增加值上。

  事实上,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的大背景下,当前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存在许多弊端:一方面,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造成了大量贸易被重复计算。2011年以来,世界贸易组织(W TO )推动国际贸易统计改革,在国际贸易统计新框架中以“贸易增加值(商品在一国新增价值)核算”替代“贸易全值核算”,让世人对全球贸易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我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环节,但发展路径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然而,中国却一直成为全球的“众矢之的”,虚胖的贸易规模和份额的增长非但没有带来利益分配的增长,反而加剧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但是真实的状况是“顺差在中国,利润却在国外”。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推动了产业在国家间的新一轮转移,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由此,全球价值链就按“产业转移-价值增值变化-利润转移-贸易利得扭曲”的路径,通过加工贸易、转口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途径,使我国利润大量转移境外。

  我国每年货物贸易顺差2000多亿美元,由此引起的外贸摩擦这几年呈愈演愈烈之势。国际上通常以经常性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作为“失衡”程度的衡量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国经常性账户失衡占全球失衡的份额已从2003年的6.8%,上升到2008年峰值时的24.3%,2009年为24.1%,2010年回落至19.9%,即被认为有1/5的全球失衡来自中国,汇率摩擦、贸易摩擦等由此产生。

  但真实状况到底如何呢?由于一国的出口产品中,不仅包括国内增加值,也包括国外增加值。国内增加值指一国的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这部分增加值由本国生产出口至其他国家或者被折返回本国,虚增的成分非常巨大。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出口中约有28%是进口国仅仅为了将其作为生产某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中间产品而进口,在2010年19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中,约有5万亿美元重复核算。

  而根据W TO和IDE-JETR O (2011)报告,以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年、2005年和2008年三个年份相比传统统计方式计算出的顺差额要缩小20%-27%,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因素,贸易失衡的程度更是会减少40%以上,甚至在2005年达到了53%的缩减规模。可见,全球失衡的状况并没有如传统全值统计所显示的那么严重,中国离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也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贸易新趋势表明,未来十年全球竞争将是价值链的竞争,依靠低成本优势建立起来的国家比较优势已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急需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加快搭建和延长国内价值链。

  与此同时,如果能让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或许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有底气淡定面对全球贸易中的“多面夹击”和“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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